一、 何謂「左翼知識份子的困境」?

 

   所謂「左派、左翼」的概念源自於法國大革命,通常具有反對當時執政黨的特質。左派支持與平等原則相關的理念,包括女性主義、多元文化、公民權、工會與公社制度等,都在廣義的左派範圍之內。

   事實上,台灣左派運動的先聲大約可向上追溯至日治時代。當時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從一開始在農業方面的被剝削、在南進政策後轉為工業方面的被剝削。日本的資本主義蹂躪台灣的結果,引發當時知識份子普遍左傾,如簡吉、楊逵等,而眾知識份子紛紛創辦刊物、舉辦演講,簡吉甚至組成台灣農民組合以對抗政府。其中當時的左翼文學家又以賴和最為人所知,著有許多與探討相關社會不公的議題之寫實作品,如〈一桿秤仔〉。

  

   然而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中華民國政府出於對中共的厭憎反感,理所當然的視所有中共認同的理念為禁忌,其中也包括了左派運動:

   「在極端反共的台灣社會,凡屬左翼思考者,都很難獲得生存空間。那不僅是當權者刻意予以污名化與妖魔化,甚至還繼之以絕情的追緝與逮捕。反共思維早已上升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論述,社會主義者既被官方視為異端,也在民間視如寇讎。」

(陳芳明〈葉石濤與陳映真:八零年代台灣左翼小說的兩個面向〉,2010年,《台灣文學學報》)

   除此之外,全球化的浪潮不斷向世界襲來,資本主義掛帥的趨勢日益興盛,顯得原本已積弱不振的左派勢力愈加的無可抵抗。

   「尤其陷於越戰的泥淖之際,美國亟思改變其好戰擴張的策略。以對話代替對抗的思維方式,在一九六○年代末葉逐漸出現端倪。反共不再是美國的主流論述,代之而起的是和解氛圍的營造。唯有在和解條件的配合下,資本主義才有可能獲得突破性的進展。停留在國共內戰思維的台灣,仍然還訴諸於反共論述。但是,在經濟政策上卻開始被迫調整。其中最重要的指標,便是在島上建立龐大的加工出口區。 這是一個結束的開始,資本主義在台灣產生劇烈的改造。」

(陳芳明〈葉石濤與陳映真:八零年代台灣左翼小說的兩個面向〉,2010年,《台灣文學學報》)

 

   左派的理念在政府以強硬的政治力限制後,又面臨資本主義入侵、並且大舉改變台灣當時生活,雙雙造成了幾乎無可抵禦的壓力。在這樣的環境之下,1960年,23歲的陳映真大約準備從淡江大學畢業,在此年發表了短篇小說〈我的弟弟康雄〉。

 

 

 

二、 〈我的弟弟康雄〉中左翼知識份子的形象與其去留

 

 

 

   在〈我的弟弟康雄〉中,左翼知識份子的形象一直反覆出現,陳映真顯然無意隱藏主角一家:父親、姐姐、弟弟都屬於左翼知識份子之列。

   「我的可憐的父親,這個獨學而未成名的社會思想者,轉向宗教已有六年之久。我的“安那琪(Anarchist)”的弟弟康雄自殺了。」

   「向處女時代、向我所沒有好好弄清楚過的那些社會思想和現代藝術的流派告別的悲哀。 然而這最後的反叛,卻使我嘗到一絲絲革命的、破壞的、屠殺的和殉道的亢奮。」

   主角一家給人一種彷彿「三位一體」的錯覺,各自獨立發展,卻因為做為一個家庭而彼此緊密扣合。

 

   首先,弟弟可說是三人中最貫徹始終的代表,直到死前都不曾違抗自己做為一個「烏托邦主義、無政府主義者」的認同。

   在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中,提出烏托邦是一個國家力降低至最小限度的國家,沒有統治、沒有政權,每個人在可以自由自在的過著各種生活,烏托邦應該包容每個人不同的價值觀,並且靠著個體之間的自發性互助運行不輟。

   書中使用的「安那琪」一詞,即是無政府主義的字面音譯。「那時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烏托邦建立了許多貧民醫院、學校和孤兒院。接著便是他的逐漸走向安那琪的路,以及和他的年齡極不相稱的等待。」一句「以及和他的年齡極不相稱的等待」,難以令人相信出自一位23歲、同樣年輕青澀的少年之口。陳映真的早熟練達令人慨嘆,也不禁猜疑陳映真或多或少把初出茅廬的自己投射在康雄的身上。事實上,筆名「陳映真」取自他早逝的孿生兄長的名字,與本篇主角視過世的弟弟康雄為精神寄託的理念頗為相似。

 

   康雄也以雪萊自況「我這虛無者,卻沒有雪萊那樣狂飆般的生命。雪萊活在他的夢裡,而我只能等待一如先知者。一個虛無的先知者是很有趣的。」雪萊為英國著名的浪漫詩人,同時也是一位社會主義詩人,詩作的主題除了與自然相關外,也頗富革命性。例如在《致英國人之歌》中,雪萊通過抒情的方式指出英國的統治階級是依附在人民身上的寄生蟲,並且號召人們反抗黑暗的資產階級的統治。

(責任編輯:guanhuimin,歷史趣聞http://www.lishiquwen.com/news/16512.html)

   有趣的是,雪萊年輕時的生活情形與康雄相似,皆是艱苦窮困的賃居在外,為了不被看好、不受支持的理想付出生命、揮灑青春。或許陳映真即是以雪萊作為康雄原形,並且也藉雪萊以自我期許。

   「我沒有想到長久追求虛無的我,竟還沒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聖堂的祭壇上懸著一個掛基督的十字架。我在這一個從生到死絲毫沒有和人間的欲情有分的肉體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屬於受咒的魔鬼。我知道我的歸宿。」康雄自殺前的一段自白事實上相當令人費解。在此僅猜測康雄或許出於對犯下淫戒的自責,抑或是出於對自己竟仍受宗教與道德的束縛、實有違其自詡為「虛無者」的精神,方選擇自殺。

   此外,服「青酸加里」自殺大有弦外之音。「青酸加里」現多寫為「氰酸加里」,為氰化物之屬且毒性極強。當時納粹德國為盟軍所破,將軍被俘後食氰化鉀膠囊而自殺死亡者不在少數。如納粹德國最後一位空軍總司令,羅伯特·里特爾·馮·格萊姆,在獄中自殺前曾言:「我身為空軍總司令,卻已無空軍。」又,與希特勒最為親密的赫爾曼·威廉·戈林,同樣在獄中自殺前晚,曾與妻子言:「假如我能夠保護妳,死亡對我來說也會成了拯救。」而德國知名化學家維克托·梅耶也在一次憂鬱症發作後,選擇服氰化鉀自殺。可看出近代服毒自殺的名人中,在理想破碎、死意堅決的情況下,多選擇了氰化物作為自我了斷的解脫,因此康雄服青酸加里也非無跡可尋,象徵了他徹底絕望無以復加的意念。

(維基百科:自殺服毒者)

  

   其次,父親起初是個「社會主義思想者」,後轉為研究宗教學的學者。社會主義後來雖衍生出不同流派,但根據馬克斯所言,是:

   「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佔有生產資料 為基礎之社會裡,個人的勞動直接作為社會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因此在社會總產品作了各項必要的扣除之後,每一位生產者從社會儲存中所領回的消費資枓,正好與他為社會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

(卡爾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也就是認同由一個政府、組織的集體,控制整個集體的生產工具,基於公平的原則,管理、分配物資。

   而最後,「我私下資助著我那可憐的父親,如今他在一所次等的大學教哲學,一面自修他的神學和古典。」父親放棄了他所崇尚的社會主義,接受了來自資本主義的資助,以宗教作為後半生的志業和依託。主角不斷形容其父親「可憐」,勾勒出一位典型的老學者髮蒼蒼、齒茫茫的無助和動搖。

   然而,在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中,馬克思對於宗教的態度持反對意見,認為是由上級的施政者做為統治工具、讓中下階層自我麻醉的「精神鴉片」:

「宗教的苦難是對現實中苦難的表現,同時也是對現實中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的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當中的有情,正如它是沒有精神的景況中的精神一樣。它是人民大眾的鴉片。廢除作為人們幻想當中幸福的宗教,就是實現他們真正的幸福。要揚棄與這處境相關的幻想,就是要揚棄產生這種幻想的處境。」

(卡爾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可以知道父親放棄了作為苦寒的社會主義者的堅持,轉而研究馬克思口中的「精神鴉片」,為了五斗米向現實所妥協。

   「我答應這樁婚事,也許真想給我可憐的父親一絲安慰,叫他看見他畢生憑著奮勉和知識所沒有擺脫的貧苦,終於在他的第二代只憑著幾分秀麗的姿色便擺脫掉了。從此流著一部分他自己的血液的子孫,該永遠種植在一塊肥美的土地上了。」主角一段內心對父親的揣度描摹,以反差和諷刺寫盡了當代左翼知識份子的困窘和辛酸。

 

   最後,主角作為小說敘事核心,同樣主導了整個家庭的走向,彷彿也左右了整個左翼知識份子的未來似的。

  「除此之外,現在的他總是那樣敦厚有禮,衣服整齊,說著一些每個字都熨平了的上層人的話語。這些和我的弟弟康雄或者那個遠遠的小畫家都是那樣的不同。」

   「我的遠遠的小畫家也因貧困休學,而竟至於賣身給廣告社了。而我這個簡單的女孩子,究竟意欲何為呢?(一切都該自此死滅吧!) 」

   「頃刻間,我的眼睛為淚水所模糊了,但我堅持著。無非是要反叛,反叛得像一個烈士。烈士是不應該哭的吧。 」

   或許,主角口中的「遠遠的小畫家」是作為一個記念過去、也就是被主角一家所捨棄的社會主義的精神的存在。彷彿金蟬脫殼後所留下的舊殼一般,永遠的成了一個無可達成的理想。「遠遠的小畫家」賣身廣告社,屈服了資本主義社會,而主角更是委身象徵資本主義典型的家庭,成為了資本主義的一份子。昔日鴛鴦雙雙在理想和現實的抉擇中,硬生生的被迫了選擇了現實。多麼荒謬又多麼可悲可嘆!

   「而於今兩年了。我變得懶散、豐滿而美麗。我的丈夫溫和有禮,而且譽滿他們的社會。」

   「這使我感到歉然——富足果真『殘殺了一些』我的『細緻的人生』嗎?貧苦果真使我『卑鄙』,使我『齷齪』嗎?」

  「至於我的弟弟康雄,我也曾考慮到利用我的得寵於公婆,發動我的有勢力的公公通過教會為我的弟弟康雄修個有十字架的墓碑——為的要補償深藏於 

我內心的行為未必是我的弟弟康雄所喜悅的吧。」

   主角以「辛德烈拉姬」自比,寫出了這段婚事當中階級流動、「麻雀變鳳凰」的意義,一句「得寵於公婆」無疑寫其適應得十分泰然自在。然而,主角在婚後兩年,弟弟在日記上所寫的「貧窮卑鄙論」還縈繞心頭,無法放下。作為一個所謂「烈士」,投身資本主義的主角仍是千腸百轉,牽掛著過去。

 

   顯然,主角一家隨著「烏托邦、無政府主義者」的弟弟過世、「社會主義者」的父親轉而投身宗教研究、認同上述兩種理念的主角轉而委身「資本主義」家庭,象徵了左翼知識份子的無力反抗的處境,只能隨著時間或死、或傷、或屈服。而整個故事的敘述權完全來自主角,彷彿也在諷刺只有菁英、上流社會才掌握了最終的發言權一般。

 

  

 

 

三、 作者陳映真的政治立場與人格特質於〈我的弟弟康雄〉中之展現

  

 

 

   陳映真自高中時期即聲援過「劉自然事件」,該事件為台灣在戰後、戒嚴時期少見的大規模示威、反美的運動。除此之外,陳映真在大學時期已展現他左翼的立場,第一篇短篇小說〈麵攤〉與本篇〈我的弟弟康雄〉都在闡述相關思想。當時的他:

  「無論是雜誌出版,或是小說創作,都顯示陳映真的左翼思想有了生動的實踐。 早期的小說,陳映真酷嗜營造死亡的主題。至少在六○年代現代主義作家的行列中,陳映真筆下的人物佔有最高的死亡率。在精神找不到出口的苦悶年代, 死亡主題的浮現,既是抗議,也是批判。」

(陳芳明〈葉石濤與陳映真:八零年代台灣左翼小說的兩個面向〉,2010年,《台灣文學學報》)

   在〈我的弟弟康雄〉中,或許懷有陳映真的自況和感嘆,也有對自己所認同的理念在這個島嶼上難以實行、難已被接受,感到的滿滿悲哀和無奈。陳映真將左翼知識份子的弱勢和資本主義日益興盛所帶來得衝擊,包裝成一篇有著灰姑娘故事情節、好似不知所云的小說,其中的功力和意義深遠,令人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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